冯乔彬:税制改革拖得越久,就越被动

在中央政府努力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税制的深入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中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如优化税源、矫正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抑制私人和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负外部性”、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反对意见。然而,对于税制改革的深度和速度,有许多不同角度的判断和批评。

或许是为了回应一些质疑,主要官方媒体最近做出了一些积极的报道,强调税制改革正在迈出一小步,并将在下半年进入“深水区”。然而,从相关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需要更认真考虑的问题。

为此,记者特别邀请长期研究税制改革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系教授冯乔彬接受专访,从学术角度准确分析问题,阐述自己独特的观点。

目前,税收负担已大幅减轻:多年来,政府为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的声音和措施不断加强。据信,从今年2月开始,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将增至20万元,第一季度小微企业减税规模将达到240亿元。

这够强吗?它有多有效?冯乔彬:首先,有必要区分企业税负和实际税负两个概念。

据我们计算,根据中国的税制结构,企业缴纳的税款高达总税收的90%。从这个角度来看,负担相当重。

然而,企业支付的部分税负是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如企业所得税(enterprise income tax),约占25%,另外75%的税收必须以价格的方式进入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价格,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企业不是最终的纳税者。

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其次,要明确小微企业的定义和内涵。

从统计数字来看,必须有关于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产值以及它们支付或承担的税收负担的明确数据。

第三,必须有明确的统计数据,说明小型和微型企业应承担的税收负担和其他费用。

综上所述,如果相关数据不明确,我们很难确定小微企业减税的程度和效果。

然而,毫无疑问,减轻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对促进就业和未来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届政府不断努力实现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值得肯定。

小微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免取得成效。

无论从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减免,还是从中央政府颁布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效果来看,如清算费用,特别是对小微企业而言,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都大大减轻了。

你如何看待消费税的减税趋势?冯乔彬:消费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调整征收范围。过去被视为高消费的一些进口消费品现在是普通消费品。此类消费品将不再包括在消费税的范围内,而游艇和私人飞机将包括在消费税的范围内。

至于离境退税,这是国际惯例,也是税收平等原则的体现。随着中国出国旅游人数的增加和中国经济与国际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大陆对外国游客实施离境退税政策势在必行。

地方税收萧条正在被清除: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上半年出台的税制改革措施不仅与国家一系列稳定增长的措施相适应,也反映了我国税收调整的一贯明确理念,即对低收入和大众消费减税,对高能耗和高收入要求税源。

然而,鉴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一些人认为在这方面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冯乔彬:从贯彻税收法律原则的角度来看,一个主权国家的税制或税法必须统一。

我们可以看到,财税部门正在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清理各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自己的权限内实施的许多税收减免政策,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它们在各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税收萧条,使得中央政府统一的税制支离破碎。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次清理行动真正成功,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得到重新调整。

然而,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清理各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使它们失去吸引投资的有力工具。因此,当地官员对此有许多保留意见。

尽管今年面临经济下行趋势,但稳定增长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清理税收优惠政策的步伐有所放缓,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已经采取的措施必须继续下去。

我们希望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状态,即公平的税制、统一的税法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行业。

这也是中央财政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要求,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税收合法性原则束缚着政府的手脚:如果真正遵循税收合法性原则,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冯乔彬:税收法律原则的要点之一是必须首先约束政府,这反映了社会、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

政府的运作主要是以税收的形式抽取一部分社会财富来维持和维持它。

抽多还是抽少,按什么样的规则变动,规则变动之后如何执行,这些都涉及对政府公权力的约束。不管是多抽还是少抽,根据什么样的规则变化,规则变化后如何实施,这些都涉及到对政府公共权力的限制。

根据税收的法律原则,政府不能随意调整税收。

政府不能违反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税法。

税制改革的深化和税收法制原则在立法中的引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进步,也是舆论对政府权力制约的真实体现,对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长远的影响。

税收法律原则的第二个关键点是,所有纳税人向政府纳税时都有明确的规则和计算方法,这可以为整个社会的运作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而且不会有空的空间让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混搭在一起少缴税款。

在这一过程中,税务部门应提高服务水平,尽可能方便纳税人,使纳税信息尽可能透明,从而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良好的生态。

简而言之,真正遵循税收法律原则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冯乔彬:首先,应该真正建立税收立法;第二,各级立法机关应该真正发挥作用。第三,建立税收立法检查机制和投诉机制。

如果纳税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他们需要吸引公众时,他们应该有正常的渠道。

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法,即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其他是临时条例或规则。

增值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征收管理规定占税收的比重最大,是暂行条例,都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已经把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交给了政府本身,政府本身不仅是一名运动员,还是一名裁判、切蛋糕者和切蛋糕规则的制定者。

如果没有税收的法律原则来规范它,政府就可以在极端的情况下推进自身利益的边界,直到社会无法忍受,这样就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危机。

这种危机,古今中外,司空见惯。

因此,税收法律原则最重要的功能是抑制政府向社会伸手要钱。

做好这件事需要全社会的不断努力和推动。

税制改革的内容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我们看到税制改革进程多年来似乎并不顺利。这是什么原因?下半年会有什么明显的进展吗?冯乔彬:以上内容是当前税制改革的重点,即所谓的“六税一费改革”。

改革进展非常缓慢或非常迅速。

例如,从营业税到增税的转变是一项税收改革,近年来已经能够形成广泛共识,得到广泛认可,并迅速在全国推广。

国内许多行业实施企业对企业改革后,改革现在已经进入金融和房地产最困难的领域。

财政部已经计算出,在所有商业增税到位后,全国范围内的减税将达到4000亿元。

这应该被视为中国的大幅度减税。

最慢的过程是房产税改革,多年来“只听到楼梯的声音,没有听到玉人的声音”。

原因很简单,即从中国税制转型的重点和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作为一种典型的直接税,与居民个人和家庭密切相关。

这种税会使人们对纳税有很明显的感觉,而且暂时各方都难以适应。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个人所得税,甚至遗产税和赠与税,这在学术界仍在讨论之中。

人们接受直接税必须有一个过程。

因此,推进速度相对较慢。

我们注意到,这种涉及政府运作基本制度的税法,除了广泛听取民意外,还需要有一个民意整合机制。然而,这一机制目前还不完善,这也是房地产税讨论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境税进展相对较快。

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如烟雾问题和PX项目问题,促进了相关共识的形成,有利于税法的加速实施。

总的来说,资源税改革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又一次表明,这并没有增加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因为资源税也将包含在价格中,这实际上意味着利益在相关链条中的重新分配,因此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煤炭行业资源税改革进展缓慢,因为它涉及到煤炭和电力行业非常复杂的利益纠纷。

然而,尽管如此,资源税改革现在已经达到70%到80%。

消费税改革是近期税制改革的焦点。第一步是调整收集范围。

第二步将涉及消费税的征收方法,消费税将从价格内税调整为价格外税。

第三步是将消费税从国税调整为地方税,使之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第四步是有选择地征收现行消费税,仅针对20多种商品,但理想状态是普遍征收。

个人所得税已经改变了很多年,但是改革的道路是错误的。

未来,核心焦点将不再是调整门槛,而是调整采集模式,即从分类采集到分类与综合采集相结合的采集模式。

这种模式的调整需要基本系统的大力支持。

此外,我们需要认真讨论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上述税制改革的内容涉及政府、人民和社会的关系,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更密切的关系。政府应该更多地了解如何与人民打交道,而不仅仅是与企业打交道。

我们应该坚定而谨慎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部门的领导建议下半年的税制改革应该是艰难的。

这块坚硬的骨头怎么会咬人?冯乔彬:我所理解的所谓硬骨头是营业税改革的彻底结束,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全面改革。

理论上,这方面没有问题,主要是在业务层面上有一些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今年可以完成。

另一个是个人所得税改革。

房地产税是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

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目前的舆论整合机制不够强大,处理起来更加复杂。

总的来说,现在的学术辩论清晰而扎实,但政府应该考虑社会接受的程度,在推进这些改革时不要走得太远。

个人税制改革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冯乔彬:一方面,全社会都说收入分配差距很大。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利益被调整。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将70%至80%的人口纳入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

此外,个人税率应适当降低。

对于低收入人群,应该设定零税率甚至负税率。

从政府治理效果来看,这肯定比不征税好得多。

按照家庭来计算和征税,政府需要有很强的社会管理能力。

现在,只有在个人税收模式调整到位后,税率和门槛才能调整。

一些地方税务机关报告说,去年税收大幅下降。

然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仍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其中一些改革旨在减税。你如何看待这种模式?冯·乔彬:你已经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下降,人们强烈要求减税。收支矛盾十分突出。

问题的实质是社会有减税的愿望,但是政府没有太多的减税空间。

宏观税负是多少?它涉及税收、财政收入和政府收入。

经过我们的分析,社会所反映的沉重负担不是沉重的税收或财政收入,而是沉重的政府收入。

基于税收的宏观税负仅占总量的20%左右。

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高,约为22%。

但是政府收入的份额是36%。

因此,核心问题是规范政府收入秩序。

减轻负担是真的,但确切地说,除了税收之外,政府还以各种借口向社会伸手要钱,这是必须切断的。

展望十三五税制改革,你对下半年税制改革有什么建议吗?冯乔彬:首先,营业税改革和上调今年将全面关闭。在这方面,财务部的决心和信息已经很明确。

第二,消费税将继续调整到位,特别是其范围。我希望今年可以调整。

我也希望对消费税的归属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第三,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讨论应该走上正轨。

我们不妨放下关于个人税率的讨论。

第四,应尽快引入环境税。

第五,房产税的主要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将它推进立法渠道,并希望在2017年如期推出。

此外,必须强调的一个问题是,税制改革应该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使税制改革是正确的,有时也很容易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死亡和停滞。

然而,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过渡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来说过于重要,甚至关系到国家的长期稳定。

因此,税制改革拖得越久,未来就越被动。

我们要加强税制改革的方向,审慎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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